“哦，你说苏老板啊。”游裁缝赔了一眼隔壁，说道，“苏老板昨天中午就出去了，一直没有见回来。”

“出去了？”卢修皱眉，“去哪了晓得么？”

“说是去看大夫了。”游裁缝说道，“当时苏老板说肚...

方既白翻身坐起，窗外天光未明，青灰的雾气正从黄浦江上浮起，一寸寸漫过外白渡桥的钢架，又沿着九江路、汉口路爬进安庆里狭窄的弄堂。他摸出枕下那枚铜壳怀表，咔嗒一声掀开表盖——三点十七分。比昨夜早了三分钟。这习惯是青浦特训班教官用皮带抽出来的：行动组的人，连呼吸都要踩在秒针上。

他赤脚踩上水泥地，凉意刺骨，却让他愈发清醒。昨夜与秦冠月那场对峙，表面是上下失序，内里却是两股力道在暗处角力——秦冠月要的是上海站铁板一块，而戴沛霖递来的那张薄薄电令，分明是把一根楔子，不偏不倚钉进了秦冠月掌心的权柄缝隙里。

方既白走到窗边，拉开一道缝。对面三层楼阳台上晾着几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衣襟在风里微微鼓荡，像一面无声招展的旗。他数了数——七件。其中三件袖口磨出了毛边，是巡捕房便衣常穿的制式；另四件领口缀着细密补丁，针脚歪斜，该是伪法院杂役的旧衣。他记得宣仲安昨日提过，伪高等法院新近扩编了文书科，招了十二个抄写员，月俸八块大洋，管一顿午饭。而昨日黄昏，他亲眼见一个穿蓝布衫的年轻人，从法院后门出来时，顺手将半截铅笔塞进了裤兜。

铅笔不值钱，可若这支铅笔，能替前羿大队画出温炳章明日清晨七点四十分必经的泰安桥行车路线图呢？

方既白退回桌前，就着煤油灯昏黄的光，摊开一张素描纸。他左手执炭条，右手悬停半寸，笔尖未落，胸中已有丘壑。纸上已勾勒出泰安桥南北两端的地形：北侧是坍塌半截的砖砌拱门，西侧墙根堆着三只空汽油桶，桶身锈迹斑斑，但桶底尚有余油渗出；南侧则是一间倒闭多年的烟纸店，卷帘门常年下坠半尺，门缝底下压着半块青砖——那是前日他派石铁山佯装醉汉撞翻的，砖缝里嵌着一枚黄铜纽扣，纽扣背面刻着“廿七年冬·沪西巡警”字样。这些细节，石铁山汇报时只说了三分，余下七分，全在他脑中活成了地图。

他忽然搁下炭条，起身拉开五斗橱最底层抽屉。里面没有枪械，只有一摞泛黄的《申报》合订本。他抽出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那一期，翻到社会版角落——一则不起眼的讣告：伪上海特别市政府法务处顾问周砚舟，因突发心疾，于十月三十日殁于寓所。下方小字注明：“遗孀李氏，携幼子移居苏州平江路。”方既白指尖抚过“李氏”二字，指腹传来纸面细微的糙感。他记得周砚舟死前三日，曾以视察为名，两次造访威海卫路温炳章私邸。而温炳章那日接见他时，秘书捧进来的茶盏，杯沿印着淡红唇痕——不是温炳章妻子惯用的胭脂色，而是更艳、更薄、更像刚从戏园子后台蹭来的朱砂。

方既白合上报纸，吹熄煤油灯。黑暗瞬间涌来，却比灯光更亮——他看见了：周砚舟之死，不是心疾，是灭口。而灭口者，正是此刻坐在伪高等法院公案之后，用朱砂批阅汉奸名单的温炳章。那抹唇痕，是给周砚舟续命的毒药，也是温炳章给自己贴上的护身符。他杀周砚舟，只为向日军法务联络处证明——我温炳章手上，永远沾着同僚的血。

所以，温炳章绝不敢死。他比谁都怕死。

方既白重新点燃灯芯，火苗猛地蹿高，映得他瞳孔深处跳动两点幽蓝。他蘸墨，在素描纸空白处写下四个字：“桃花桥东”。笔锋顿挫，墨迹未干。昨夜钟砚舟汇报时漏掉了一处：花圃路桃花桥东侧五十步，有一座废弃的电话亭。亭子玻璃早已碎尽，铁皮顶棚被雨水蚀出蜂窝状的孔洞。而就在前日午后，石铁山扮作收废品的老头，从亭内铁皮夹层里抠出半张烧焦的纸片——上面印着模糊的“……二号方案……接应点……威海卫路……”。

二号方案？谁的方案？接应谁？

方既白把纸片凑近灯焰。火舌舔舐边缘，焦黑迅速蔓延，却在触及“威海卫路”四字时，他倏然吹熄火焰。纸片蜷曲成灰蝶，飘落在盛着半碗凉水的搪瓷盆里。灰烬沉底，水面浮起几星油渍——不是墨汁，是某种膏状物融化的痕迹。他舀起一勺水，凑到鼻下轻嗅：微腥，混着薄荷与碘酒的气息。这是日本陆军医院配发给宪兵队的急救药膏，专用于止血消炎。

原来如此。

温炳章在威海卫路私邸布防森严，不是防刺客，是防自己人反水。那座电话亭，根本不是接应点，而是监视哨——宪兵队在盯着温炳章，而温炳章，也在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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