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卫东接着说：“我们的人在巷口对面楼顶上蹲着，看到两辆不同的车在同一条街上来回经过，车速很慢。他们没有靠近陈伯原先住的那扇铁门，但他们在确认位置。”

赵振国的筷子在碗沿上顿了一下：“他们找不到陈伯的。”

“但他们会一直找。”

“让他们找。”赵振国把碗里的最后几口饭吃完，放下筷子，“周汉斌在法院那边已经失了先手，在报纸上已经成了买凶杀人的嫌疑人。如果他把精力花在找人上，他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想市场的......

葵涌码头七号泊位的探照灯在薄雾里劈开一道惨白光柱，像一把锈迹斑斑却仍能割开黑暗的刀。赵振国跳下车时，胶底鞋踩碎了一小片积水，水洼里倒映着远处集装箱堆场顶层闪烁的红色警示灯，一闪一灭，如同垂死者的呼吸。

黄罗拔就站在光柱边缘，穿着洗得发灰的卡其布工装裤，袖口卷到小臂上，露出两道青黑色的旧疤——那是七三年台风“玛琪”掀翻三号冷库时，他徒手扒住滑动的冻虾箱留下的。他没戴帽子，短发被海风刮得竖起几根，手里捏着半截没点着的烟，见赵振国走近，才把烟塞进嘴里，打火机“啪”地一声脆响，火苗窜起来，映亮他右眉骨上那道斜斜的旧伤。

“宋主任也来了？”黄罗拔朝后视镜方向点了下头，声音低而沉，像生铁在砂纸上磨。

宋卫东没下车，只摇下车窗，抬手敬了个礼，指尖蹭过帽檐：“黄总，周爵士托我带句话——‘粮满仓，药满柜，人不离岗’。”

黄罗拔喉结动了动，没接话，只把燃着的烟递向赵振国：“抽一根？劣货，但提神。”

赵振国没接，只从公文包夹层抽出一张折叠的A4纸，展开，是安德森连夜赶出的最新拆借利率曲线图——从十月一日到今晚，每日凌晨零点、六点、十二点三个时点的数据，密密麻麻的折线爬满整页，像一群被逼入绝境的蚂蚁，在陡峭的斜坡上疯狂攀爬。最刺眼的是最后七天：利率从百分之四点二一路蹿升至百分之七点八，且每小时都在加速。

“你看这个。”赵振国把纸角压在集装箱锈蚀的铁皮上，用指甲点着最后一组数据，“今天下午三点，汇丰拆借报价突然跳涨零点三五，比金管局贴现窗利率高出整整一点二。这不是市场行为，是有人在试压。”

黄罗拔低头盯着那串数字，没说话，只是把嘴里的烟狠狠嘬了一口，烟头骤然亮成一颗红痣。他吐出的烟雾在冷雾里凝而不散，像一道不肯溃散的防线。

“走。”他转身朝码头深处走去，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发出空洞回响，“看干货仓。”

他们穿过两排三十米高的蓝色集装箱，拐进一条窄得仅容一辆叉车通行的巷道。巷道尽头是一扇没有标牌的灰色卷帘门，黄罗拔从内袋摸出一把黄铜钥匙，插进锁孔时，手腕微微一顿——锁芯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咔哒”，不是弹簧弹开的清脆，而是某种金属簧片被强行顶开的滞涩。

赵振国脚步未停，但右手已悄然按在腰后皮带上。宋卫东则在十步外停下，背对巷口，目光扫过两侧集装箱顶部阴影——那里本该有两名轮值守夜的仓库工人，此刻却空无一人。

卷帘门向上卷起半米，黄罗拔弯腰钻进去，赵振国紧随其后。门内是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值班室，墙上挂着手摇式老式电话，桌角堆着几摞《大公报》和半瓶喝剩的凉茶。黄罗拔拉开桌下暗格，抽出一把黑柄长柄手电，拇指一推开关，光柱如利剑刺入前方幽深通道。

通道向下倾斜，水泥台阶湿滑，两侧墙壁渗着细密水珠。空气里弥漫着陈年稻壳、干燥海盐和某种若有若无的樟脑丸气味——那是防虫蛀的标记。走了约莫两百步，通道尽头豁然开阔，头顶是拱形钢梁结构，足有十五米高，底下堆叠着密密麻麻的白色麻袋，每袋都用粗麻绳捆扎成蝴蝶结状，袋面印着褪色红字：“粤南粮储·1996冬备”。

黄罗拔的手电光扫过麻袋堆顶，光斑停在一只悬挂在钢梁上的电子温湿度计上——屏幕显示：温度23.7℃，湿度58%。他伸手抹了把计数器外壳，指腹沾了层薄薄白霜。

“恒温仓。”他声音压得更低，“二十四小时制冷，零上三度到五度之间浮动。老鼠进不来，霉菌活不过三小时。”

赵振国蹲下身，解开最近一只麻袋的绳结。麻袋口敞开，里面是饱满圆润的早籼稻米，颗粒晶莹，泛着淡青玉色光泽。他捻起一粒米，凑到鼻尖嗅了嗅——清冽微甜，毫无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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